此晚清，五彩蓮池游禽飯荷葉洗，口治立起，并自然地向內翻卷，由此形成洗壁，底部以荷花蓮蓮為三足，器身內外繪蓮池游禽紋，靜謹的荷塘，田田的片葉，柔婉的魚蝦，構成一幅和諧的畫片，其設色淡雅，色彩豐富，甜而不膩，清而不躁，為五彩之中典雅作品，品相補充，器身略有縮釉和窯粘。

張婉麗

收藏于昭陵博物館的“騎馬胡商俑”把史書記載中唐代東西方經濟貿易的交流以直觀的形式真實的展現在人們面前。“胡商俑”的出現，對于研究大唐經濟、貿易、對外關系和開放政策都提供了形象的資料。

漢代灰陶三足鼎，造型比較規(guī)整，線條流暢自然，造型表面沁色深入肌理，會有層次，雙耳三足做的較為生動立體，胎質堅實干爽，底足工藝自然，有不錯的市場價值，喜歡可以收藏與關注

“唐彩繪紅陶男騎馬胡商俑”，頭戴黑色直沿胡帽，內著深紅圓領衣，外穿紅色小翻領窄袖胡服，領口施粉綠釉，條形包裹于腰間纏繞兩圈；下著窄腿裳，足蹬黑尖靴，彎眉豎眼、闊鼻厚唇，雙目圓睜、雙唇緊閉，雙臂彎曲、雙手緊握呈控韁狀；馬剪鬃縛尾，張嘴嘶鳴，黑色鞍韉，馬背馱負紅色貨囊；人及馬均以墨色描繪眉目，使得造形更加生動逼真，富有動感。

年代：唐（618——907）尺寸：通高51厘米，馬長46厘米 出土地點：1990年出土于陜西省禮泉縣煙霞鎮(zhèn)韋貴妃墓 收藏單位：昭陵博物館

“騎馬胡商俑”的出現，把史書記載中唐代東西方經濟貿易的交流以直觀的形式真實的展現在人們面前，特別是這件胡商俑腰纏包裹、馬馱貨囊的造型，仿佛讓人們目睹了一千三百多年前各國商人爭相來到大唐，往返于“絲路古道”，帶動了東西方的文化、文明、貿易的交流和交融，領略了“絲綢之路”上“商旅往來、不絕于道”的繁榮場景，感受到大唐帝國的強大和繁盛。“胡商俑”的出現，對于研究大唐經濟、貿易、對外關系和開放政策都提供了形象的資料。

這件“騎馬胡商俑”質地為紅陶，并采用了彩繪工藝，其造型高大，制作精美，人、馬比例準確。人物肩寬腰壯、神態(tài)威嚴警惕，充滿異域特征，從坐姿便可感覺到他的彪悍威猛和機警霸氣；馬身體健碩、肌肉分明，肥不露肉、瘦不露骨，緊束的尾巴有力的翹起，呈現出馬的力感、動感和美感。正是這些造型上的細節(jié)，展現出唐代制陶工藝高超的水平以及工匠們對胡人胡馬的細致觀察和充分了解，也從側面反映出唐代胡漢交融已經深入人心。

胡俑是以胡人形象為藍本的陶俑，考古學家根據其特征和地域稱其為“胡俑”。有學者認為，胡人是中國古代漢人對北方和西方地區(qū)少數民族的統(tǒng)稱，不同的歷史時期，胡人所指的范圍也不同。像先秦時期，胡人指匈奴人；漢晉時期，胡人的范圍由北方逐漸擴大到西部地區(qū)。隨著“絲綢之路”的繁盛，這些被稱為胡人的特殊群體，沿著“絲綢之路”大批東移，從中亞、西亞地區(qū)到西域，然后再到中原地區(qū)，往來于“絲綢之路”。在這些胡人當中，以來大唐經商的人數最多，他們頻繁地進行商品貿易交易，換取利潤，唐時稱之為“胡商”、“商胡”或“賈胡”。他們在唐代屬于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能吃苦，腦子靈活，生存力強，不但是東西方國家貿易往來的載體和支柱，而且還將東西方交融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傳遞到了東西方的各個國家。

唐代自高祖、太宗皇帝開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懷柔政策，任用大量的少數民族將領，開放大唐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線，吸引了大量“胡商”遠道而來。唐政府還通過和親政策與友好往來政策，與西域以及中亞、西亞等國家進行積極的經濟貿易往來，這種友好、積極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也為“胡商”的大量來到大唐經商奠定了基礎。

唐初是唐代文化最興盛時期，大批的胡人來到長安，使長安掀起一股“胡風”。那時候，長安城有個“西市”，就是胡人商業(yè)交易最集中和繁華的中心市場，長安城里男男女女的漢人，曾一度流行穿窄袖、細腰身的胡服，跳胡人舞蹈，聽胡樂，吃胡餅，喝葡萄酒。在中國，人們至今稱呼很多東西都有個“胡”字，比如胡麻、胡豆、胡桃、胡笳、胡琴等等。

大唐帝國歡迎并支持“胡商”來中原經商的皇帝以唐太宗李世民最為突出。有名的諫臣魏徵曾向太宗皇帝進諫，認為倘若允許外國和外族人員來大唐經商，會促進唐代商業(yè)的發(fā)展，但是若給予外來人員過高的待遇，則會損害國家的利益。這種思想無疑也代表了太宗皇帝的想法，于是唐政府的積極鼓勵、有效節(jié)制和管理，所以唐太宗時期，“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的友好交流現象比較普遍。不僅如此，在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多認同這種由胡商帶動的貿易交流，使得這種有利于東西方經濟交流的商業(yè)觀念始終祥和地貫穿著整個唐朝，故有唐一代，全國各地只要有貿易交流的地方，就會出現“胡商”的忙碌身影。

不僅如此，大唐帝國對于“胡商”在唐經商還給與了一定的優(yōu)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以期來保護其正常的貿易活動，像設立專門的胡人商業(yè)區(qū)，這尤其以長安最為突出。長安是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萬，許多中外商人云集于此，貿易來往非常繁盛。長安的東、西兩市是當時長安城最繁榮的商業(yè)區(qū)，東市有二百多個行業(yè)，貨棧、店鋪鱗次櫛比。西市的繁華情況與東市不相上下，在這里居住著大量的西域胡商，有回紇、大食、波斯等國的商人。

開放的政策使大量的“胡商”涌入中國，其足跡遍至城市鄉(xiāng)村、內地邊疆，為唐人帶來了異族、異域的特產，如胡馬、香料、藥村、珠寶、胡食、佛教等，帶走了大量的絲綢、瓷器、種子等等，繁榮了唐代的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豐富了唐人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促進了唐代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各民族的融合。

同樣，頻繁的貿易往來，使得這些“胡商”也積累的大量的財富，他們經過不懈的奮斗，往往富甲天下，“資產億萬計”，即使是經營一些小的作坊、商鋪、酒店，也是經營有道，招攬了許多唐人光顧，滿足了大唐社會的特殊需求，同時也滿足了自己的財富觀。也有些“胡商”憑借自己雄厚的財力，交結王公貴族，甚至以財富購置奇珍異寶邀寵皇帝，以求得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和厚利。

唐代胡商的發(fā)展與唐政府對胡商的認可和積極有效的扶商政策有關，也和唐代開放的民族政策、繁榮的商業(yè)環(huán)境、兼容并蓄的文化背景、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都密切相關。胡商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物質文化，給唐代社會以及各少數民族國家的經濟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是大唐和西域、中亞、西亞各國經濟乃至文明發(fā)展融合的催化劑。

晚清時期德化白瓷桃形洗，造型比較規(guī)整，口沿工藝嫻熟，釉面溫潤，釉色很有層次，造型也變得非常生動形象，三足做的較為生動立體，胎質比較結實干爽，傳世包漿比較自然，有較好的市場價值，喜歡可以收藏與關注